香港成败　在于正确定位开放心态-周八骏

香港是举世知名的国际大都会，无论就人口来源、国籍、种族还是文化背景、宗教信仰而言，香港都是一个开放的城市。然而，如同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地变化，香港的“开放”特徵也经歷深刻明显的变化。

就人口来源而言，香港曾经歷了主要靠内地移民，到主要靠本地出生的变化。而今，因为本地自然出生率呈负增长，外来移民尤其内地移民又成为人口来源的重要途径。这是简单重复歷史吗？否，内地移民结构经歷了深刻变化。1949年前后的内地移民，不能同上世纪70年代港英当局实施“抵垒政策”时的内地移民同日而语，后者也不能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“单程证”的内地移民相提并论。而今，越来越多高素质内地移民或者循“优才计划”输港，或者于香港高等院校毕业后留港发展。

社会正发生深刻变化

人口来源的变化，反映在居民国籍结构的相应变化上，也对香港居民的种族、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分布产生影响。这一切，在香港社会各领域、各层面不同程度地得以表现。

香港的开放特徵不仅体现于人口，而且展现于经济。一是资本结构多元，既有本地华资，也有内地中资，以及不少国家、尤其英国和美国的资本；二是对外经济联繫广泛，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有商品、服务和资本往来；三是早就实施自由港政策，外资进入香港早就实施“自由出入”和“国民待遇”。然而，上述经济层面的开放特徵，也发生了并继续发展的、深刻而重要的变化。以上世纪90年代中为分界，之前，香港经济向西方高度开放。之后，香港经济在保持既有对西方开放度的同时，愈益向内地开放。内地市场和资本比重迅速上升，逐渐形成与国家主体经济一体化趋势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情形又有新变化。随?全球经济重心自“西”向“东”转移，香港经济已不可阻挡、不可逆转地融入国家主体经济。从而，在经济与政治对外开放的落差之间，产生愈益严重的矛盾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中之前，香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高度向西方开放，二者之间是基本协调的。但是，中国政府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后，在香港经济愈益依赖国家主体经济的背景下，香港与内地经济高度一体化，而国家主体政治对香港政治上的影响力，却未跟上经济影响力增长的速度。香港在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削弱，而政治却仍受西方深刻影响。两者之间的不对称，不断加剧。

政治、经济的发展落差加剧

为什么最近揭起香港需要“去殖民化”的热议？为什么近两年多来香港社会泛起“去中国化”恶浪？正体现香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落差持续加剧的矛盾。对于“去殖民化”表示不同意或反感者所持的理由是，《基本法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。机械地理解有关条款，似乎言之成理。但是，第一，这样的理解是忽视《基本法》的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；第二，这样的理解是阉割了香港成功的精髓——必须因应时势变化保持高度开放。

如果以为“50年不变”就是停留在1997年6月30日那一天的香港政治局势，那么，反对派近18年多来的言行早已否定了这一点。何况，那是一种违背常识的见解，香港任何有常识的居民都不会同意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
一方面，保留歷史遗留而继续有生命力的制度和习惯；一方面，扬弃不合时宜的旧制度和旧习惯，同时，增添和补充适合变化中的环境和条件的新制度和新习惯。二者兼备，才是对“50年不变”的应有理解和实践。

为什么香港一些人的心态变得狭隘而与香港开放特徵格格不入？因为，在感情上，他们依恋旧时代；在观念上，他们错把香港当作一个独立政治实体。

“本土主义”、“分离主义”在香港是颇有影响的。一些人即使反对“港独”，却往往不经意间流露香港是独立政治实体的错误观点。

最近一个事例是，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客席讲师袁弥昌发表文章《普鲁士的光与影：新陆港关系想像》，以歷史上普鲁士由强变弱的教训，来警示香港必须正确处理她与内地关系。文章以1806年的耶拿——奥尔斯塔特会战为鉴，称：“这场双会战的发展与香港目前的状况有?相似的地方”；“香港究竟要像普鲁士般，只一味守?昔日的荣光，抑或毅然踏上改革之路，打造更强的‘战争机器’，就要看港人的造化了。”

要香港变革可以举例不少，为何不恰当地以国家关系为例？学者还如是，普罗大众可想而知。反思香港成败的前提是反思香港的开放心态，而开放心态的关键在于，正确为香港定位。作者为资深评论员、博士